徒法不足以自行，良法还需善治。笔者撷取几则法治故事，虽似萤光，却如星火，让人们看到了燎原的希望。

　　上世纪90年代，社会驾校刚刚兴起，一位亲戚四十余岁，中学语文老师，在老家报名学车。没想到，几年过去了，依然没过，依然在学。

　　家里人调侃他为“范叔”学车，意比范进中举还难。在那种“马路杀手”批量生产的年代，水平比他差得远的都考过了，独他不过。于是，家里人纷纷给他出主意:给教练、考官送烟，请吃饭，送小红包……诸如此类，但都被他回绝:如果不送礼就考不过，那么我就将考试进行到底。

　　近二十年过去了，“范叔”已退休但还在学车，学费差不多可以在县城买套房子了。家里人以为他脑子有问题，要我这位大学老师、律师去开他的窍，结束他的烧钱行为。我选好了一个和他乘凉独处的时机，想从成本收益角度去谈，以不辱使命地劝他结束学车。

　　他冷冷地回应:“你也认为我脑子有毛病?我只是想看看不送一支烟，凭我自身的水平，这个驾照能不能考下来。”

　　在那个溽热难耐的夏夜，我的心被震动了——眼前这位“范叔”，像极了那个独自挑战风车的堂吉诃德，一人寂寞地挑战人情世故的潜规则。我又想到了谭嗣同，为了变法，杀身成仁，用鲜血去唤醒蒙塞未开的民智。

　　中国的法治需要千千万万的“范叔”。如果每个人不是把法治看成高悬云端的宏大叙事，而是主动让自己的日常行为接受法律的规矩绳墨，潜规则自然难有市场，如此，法治也才有昌明之日。

　　2016年3月初，媒体报道山东师范大学74岁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王万森返聘回校任教，为自己看错课表旷课向学生道歉，他自觉“羞愧难当，无可弥补”，并申请自罚停发补贴。

　　始料未及的是，王万森因为这一事件，突然成为了被人们广为讨论的“网红”。

　　这是为何?很多人犯了错误，习惯于想尽一切办法把事“摆平”或掩盖。王教授却主动不原谅自己，其谦卑和坦诚在当下殊为可贵。

　　巧的是，就在王教授成为“网红”之前，相似的事情在我同学身上也发生了。他在一所大学任教，旷课后同样羞愧难当。他想，自己是学法律的，又是个兼职律师，懂得职责与责任的关系，于是向学校教务部门提交了教学事故说明，主动请求学校按规章制度给予处分。

　　然而，就在他坦然静候处分的过程中，系部领导的“关心”来了。领导告诫两点:一是出了教学事故会影响他专业技术职称的晋级晋职；二是会影响学校对系部的考核评优评先和二次分配，进而影响全系部老师的利益，因此，必须想办法把这件事抹平。

　　一人事小，影响系部全体同事那就事大了。接下来，去找相关领导态度诚恳地道歉认错，请求制度外开恩不以教学事故处理，使事故止于知情者、消弭于无声中。“哎——”，同学一声叹息。

　　在国家走上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，如果每个单位的规章制度都如此，把个人利益捆绑在一起，其负外部性会远胜于正外部性。社会“关系化”会日愈积重难返，人们的法治信仰培养不足，而消解有余。

　　2013年全国“两会”期间，全国政协委员周新生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上作了题为《尽量让国人不求人少求人》的发言，把中国“求人”这一话题提到了人民大会堂庙堂之高。他痛陈:上好学，要求人；找工作要求人；调动工作要求人；异地迁徙、取得户籍要求人……当今国人，几乎人人家家都有一部“求人史”。他言语切中时弊，引起了全场委员的强烈共鸣。

　　中国式求人，由来已久，人人参与其中，人人熟视无睹。然而，这一情况正在悄然改变。

　　十八大以来，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讲话中阐述了严格依法行政的重要性。他在2014年1月7日发表的《严格执法，公正司法》讲话中指出，我国是个人情社会，人们的社会联系广泛，上下级、亲戚朋友、老战友、老同事、老同学关系比较融洽，逢事喜欢讲个熟门熟道，但如果人情介入了法律和权力领域，就会带来问题，甚至带来严重问题。他引用卢梭的话说，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，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，也不是刻在铜表上，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。

　　法治中国建设恰如习近平所说，要“引导群众遇事找法、解决问题靠法，逐步改变社会上那种遇事不是找法而是找人的现象”。笔者认为，这也是法治中国的第一要务，即彻底改变人的观念，而不是一时一事地依法办事。如此，中国才是真正强大的国家，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和民族的伟大复兴。

　　到那时，诸如“范叔”学车等弥足珍贵的法治标本，不再是“月黑见渔灯，孤光一点萤”，而是“微微风簇浪，散作满河星”。（朱与墨）